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，陈赓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。从北伐战争、隐蔽战线、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越南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他始终战斗在前线，身​​经百战，多次负伤。他是我军中唯一一位先后与日军、法军、美军作战的高级将领。今天，我们来听听陈赓的女儿陈志金讲述她父亲的故事。

鲁迅父亲手绘的地形图

上海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着父亲亲手绘制的一张地形图，这是他与鲁迅先生见面时留下的。在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，父亲作为红军高级将领，为何能两次见到不是中共党员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呢？这是因为，1932年11月，父亲在上海养伤期间，经常向做地下工作的战友们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，并说：“我真希望人民能够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经历过什么，即使将来革命成功，也永远不会忘记。”他讲述的这些红军故事，被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朱景我详细记录下来，并整理、油印，希望有作家把它写成文学作品。 鲁迅先生看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冯雪峰送来的材料后，十分激动，特别希望拜见这位“讲故事的人”红军将领。

父亲在冯雪峰、朱敬我、楼诗逸等人的陪同下，曾两次秘密到鲁迅先生四川北路家中会见，详细讲述了苏区和红军的战斗经历。在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形势时，鲁迅先生还拿出纸笔，让我父亲画了一张图，留下了这份历史“记录”。

经过两次长谈，鲁迅先生还多次向冯雪峰同志表示，愿意写一部类似苏联《铁流》的反映红军指战员战斗生活的作品，并计划写一部中篇小说。可惜鲁迅先生因精力有限、创作环境所限，未能完成这部作品，但父亲绘制的这张地图却被鲁迅先生珍藏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参观鲁迅纪念馆时才予以确认。

▲陈赓为鲁迅绘制的地图

珍贵的纪念徽章

父亲生前保留了许多战争年代的纪念章和奖章，这些都被母亲别在一块大手帕上。有一次，我哥陈志坚问起纪念章的事，父亲指着一枚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说，这个最值钱。

此枚纪念章材质为紫铜，高4.3厘米，长3厘米，厚0.1厘米，重10克，呈五角星形，白底红边，图案上方为锤子和镰刀，象征领导工农红军的中国共产党。中央为红军战士骑马吹号、跃进前进的图像。下方镌刻有“1927—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字样。

1937年8月下旬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朱德任总司令，彭德怀任副总司令，下辖三个师，奔赴华北抗日前线。我父亲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。9月6日，天降大雨，一二九师三个团500余人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改编抗日誓师大会。我父亲担任阅兵总指挥，指挥90名号兵到会场吹响号角，接受张浩代表党中央、军委颁发的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。 在瓢泼大雨中，父亲和战友们含着眼泪“暂时告别了红军帽”，戴上了国民党当局发放的“青天白日”军帽。他感慨万千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红军永远是红军，不管改成什么名字，戴上什么帽子，我们永远是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。”

为了纪念这一刻，父亲戴上了红军帽，胸前挂上了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，留下了自己在红军时期的最后一张照片。从此以后，这枚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一直陪伴着他，激励着他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而奋勇前进。

不为人知的是，父亲在参与指挥行动之余，还亲自指导制作了一些纪念章，颁发给军队官兵。

1946年11月下旬至次年1月底，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父亲率部支援延安保卫战，配合晋绥部队向吕梁地区进军，发动了吕梁战役和汾宵战役，粉碎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计划，为随后的晋南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为表彰战斗中的功臣，父亲指导设计制作了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”奖章、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”证书、“劳动模范”奖章及证书等。其中，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”奖章由父亲亲自精心构思设计，对其材质、含金量也有所规定。 随后，我地下党受托将图纸秘密送至当时的北平印章厂，由工人们铸造。奖章呈圆形，主图为骑马战士，并镌刻“战斗英雄”字样，圆圈上半部为对称的麦穗纹饰，圆圈下半部为“八路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”和“1946年”字样。1947年2月20日，在纵队举行的吕梁、汾晓战役庆祝大会上，我父亲亲自为在战斗中立功的人员颁奖。

▲陈赓设计的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奖章”

他带伤进入越南领导反法运动

1950年7月，父亲指挥解放云南后不久，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进入越北根据地，协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，组织边境战斗，打通中越交通线，协调对越援助。在越北根据地翻山越岭、钻林挖谷，对于双腿受了重伤、残疾的父亲来说，无异于雪上加霜，他觉得“比长征还要辛苦”。然而，行军途中，他和大家一样，淋着雨，沾着泥巴，但他始终乐观开朗，还不停地讲笑话，为大家缓解疲劳。

父亲在1950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出门翻山，全程九十里地，山上下着雨，我们犹如落汤鸡”；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：“我们从原平出发翻山，说是十五公里，其实走了一整天，还下了一整天的雨，宿营地很脏，睡觉的地方紧挨着猪圈、牛圈，恶臭难闻”；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：“我们正沿街行进，突然弹药库爆炸，天空火光冲天，爆炸声巨响，我们差点儿丧命。”

在越南的四个月里，除了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战争的危险，父亲还要忍受疾病的不断侵袭，经常牙痛头痛，失眠多梦。为了帮助年轻的越军打边境战，他亲赴前线指导部队，不顾疟疾的折磨，坚持工作。8月24日，在越军作战会议上，父亲一口气讲解了四个多小时的新战术，详细阐述了先攻边界附近的七溪、东溪，在运动中调动敌人，歼灭敌人的策略和意义。

10月下旬，父亲率领的高平战役，取得了超出战前预期的战果，歼敌9个营，解放了十余座要地，取得了越南抗法战争史上空前的胜利，为解放整个越南北部和印度支那奠定了基础。胡志明高兴地说：“边界战役是越南抗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。”

我父亲到越南指挥战争，对外保密。胡志明指定“阿东”作为自己的绰号，在信件和明信片中称呼父亲为“东哥”、“东同志”。为什么叫“阿东”呢？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我父亲还在黄埔军校读书时，经常跟随周恩来到苏联顾问处。正是用化名“李锐”的胡志明，担任过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兼翻译。两人相熟，建立了友谊。我父亲生性幽默，胡志明常常形容他“很调皮”。“陈”字在“耳”旁边，没有了耳，就剩下“东”了。 在越南战场上，父亲曾向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开玩笑地透露了这段“秘史”，说：“胡主席‘把我的耳朵扯掉了’！”

▲1950年7月18日，陈赓（右）在自己居住的茅草房前与胡志明主席商讨攻打高平的战役。

在朝鲜战场

我父亲长期在枪林弹雨中战斗，五次负伤，身上伤痕累累。1950年6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、云南军区给他颁发了“一级伤残证明”。我父亲不顾伤情，坚持支援越南四个月。从战场回来后，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，就奔赴了更加危险严酷的朝鲜战场。

其实，父亲在全力指挥越军作战的同时，一直关心着朝鲜战场的情况。1950年11月5日，他完成援越秘密任务后返回南宁。得知中央派兵参战后，他激动不已，连续两天没睡好觉，做好了参战的心理准备。他在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昨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心里一直想着朝鲜战争，工作艰苦残酷，我准备贡献出我的一切。”回京向中央汇报援越情况后，父亲主动请缨赴朝鲜。毛泽东笑着说：“一听说要和美帝国主义打仗，他精神就来了，病也好了一半。”

1950年12月，我父亲先到朝鲜前线视察与美军的战斗情况，随后又两次率部入朝。其间，他整编第三兵团，协助彭德怀指挥了挫败敌人“秋季攻势”的战役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阵地保卫战。他在日记中记载：“每天要读几百封电报，还要亲自起草电报，及时答复作战问题。”

由于身体不适日益加重，志愿军党委常委决定让我父亲回国治疗。不到一个月，因彭德怀后颈长了肿瘤，军委催促他回京手术，同时通知我父亲任驻朝鲜志愿军代理司令员。1952年4月7日，我父亲接管志愿军全面工作后，重点加强坑道防御体系建设，命令12军、60军抽调技术专家协助15军在上甘岭掘坑道，并请国内工业部门解决炸药、抽风机和打孔工具等问题。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，阵地形成了完整的坑道体系，并在随后的上甘岭战役中经受住了空前密集炮火的考验。

1952年6月，我父亲奉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，在我父亲被召回朝鲜前，金日成授予我父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“一级独立自由勋章”，以表彰和感谢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贡献。

▲金日成授予陈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

“我参军是为了人民，从不夸耀自己百战百胜的战功。”“他是实践的真榜样，他的忠诚永垂不朽。”这是董必武在父亲1961年3月逝世时写下的挽歌。父亲虽然已经去世60年了，但他坚定的信念和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，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。（本文由陈赓之女陈志扣讲述，江西省党史学会理事、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魏春勇整理）

讲述人：陈志锦

撰稿：魏春勇